昨天一老同志到办公室盖章，他说；你厉害，叫我坐到这里我是坐不住的，（七年前我快满55周岁，按我县当时的政策离岗休息，领导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不愿意接我这个差事，主要管理法院公章），他说你老家伙也这么大年纪了，该休息了。我说，领导相信你干你又不来。他说；这家伙我也架不到，容易得罪人。我说，你是知道我的个性的，领导把我当个人用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干呗。他说那是的。就这么几句话，我想了一个晚上，睡不着，今天上班我用手提电脑打成文字，暴露一下我的心里想法；并发表到博客上去。

　　我1956年上半年，在我木家垭生产队办的民办小学，开蒙跟符建全老师读书，我记得古历3月当时三月?（熟了是红色的，味甜、酸）熟了，老师说在上课的时候有事要举手。我想；好多三月?都红了，我现在一个人去摘三月?没有人与我争，我举手说我解个溲去，符老师同意了，我就摘三月?去了，第二节课打上课铃了，我还没回教室。快中午了，我用桐叶树叶做的窝，带了两包回来。符老师叫我站办公室，我不站，他就把我的两包三月?甩丢到外面坪场地上去了，我就“日死你屋娘”（符建全的公与我老公是兄弟）他就扯我的嘴巴，用粉笔在讲台上画一个圈，并叫我跪到讲台上的圈内面），后来怎么收场的我想不起来了。跟建全叔读一册后，他就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去了，56年下半年，我们生产队没有学校了，我村的10多个学生就各自奔各自的亲戚家去读书，我们兄弟、符井云兄妹、符星林、符星祥、原来读七册的符开信，符我父亲就把我和我哥哥符清安背被子，煮饭的鼎罐、炒菜的锅等，送到离我家9里路远的学宗溪大队祠堂寄宿，符华林、邓万康两个老师，我记得是两个年级同一个教室，我记得我们一同读一册的符星国（1967年文化大革命两派到我们筒车坪公社马头脑搞武斗，他跟着大人搞武斗的去捡枪，被机枪打死了）、符星祥（我们同生产队的，2005年到浙江杭州青山打工，睡觉在床上怎么死了，自今天都还没搞清楚，是我同他儿子和他的堂弟当年的借母溪村党支部书记符星荣到浙江临安市火化接的骨灰回来）。我们几个语文拼音成绩比较好，我一般成绩比较全面好。老师问其他同学的问题，有时候我马上就回答了，为此我不知道当场课，课后，我为此类的事不知道站了好多次办公室，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就说我知道就说了，我站着，你老师还要陪我坐着，后来老师知道我不怕站办公室，干脆就叫我坐办公室。特别是快放学了，大家都在搞卫生，打打闹闹，好痛快，我坐在办公室老师也不来问我一下，心里好像猫刨狗抓一样。回家了，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回家了，有人就问；平安这个星期老师没叫你坐办公室吧？搞得我好难堪。后来我到我舅舅家寄宿，到千塘湾符九香家的堂屋跟符美华读了两个星期的六册，生活太困难了就没有读了，1969年3月，我到本大队冒古洞学校和符美华两个当民办教师，符美华说；我只听说你小时候读书特别调皮，不怕站办公室，只怕坐办公室，我都还没请你坐过办公室，现在你又当老师了。

　　1962年下半年，我们生产队请符玉英（千塘湾生产队，同我们是一家人，18岁的姑娘没有结婚。我叫她姑姑），到我们生产队教书，我还要边读书边带我小妹六英。上课时我把六英脸上用毛笔画一副眼镜戴上，老师要我站到讲台前面去，我不去，她就拖我，我不干，就抓住她的长辨子，双脚一弯，把他的头发扯掉许多，课也不上了，到我家向我父亲诉苦；我在本村跟玉英姑姑读了五、六册，她后来没教书了，我就到明溪口公社卢家村大队的孟家村我成香姑家读书，一个、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离我家大概12华里山路），一个老师，叫李大旗，他上了年纪，眼睛不好，我和谢根兴两个读7册，一个教室，四个年级，他一个老师也管不过来，我白天上课、逗学校旁边孟英家喂的黑狗，那只狗已经咬了好多人了，就是我不怕它，有一次星期天，我们到他家门口晒太阳，狗睡在门口晒太阳，我就摸着那只狗边说；都说这只狗咬人，它怎么不咬我，话没说完，那只黑狗咦啊、咦啊嘴巴对着我脸上咬了好多小洞洞。（从此以后，我不逗别人家喂的狗）。到了晚上，就是赌干子宝（用两个乾隆或者康熙明钱转，用一个铜杯罩下去，两边就压钱）。大人开干子宝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照熏就抓赌。把家伙都甩丢了。所以，大人就叫我开宝，谁一碗赌赢了四、五十元钱的话，润粑粑等人当1、2拐，就会从赢钱的人处取1元钱给我（当时鸡蛋3分钱1个；牛肉2角5分钱1斤，猪肉6角钱1斤）。大人用石灰药鱼我就去溪里捡鱼，晚上有时候跟姑父孟令早的妹妹幺妹、弟弟深志用竹子、穷烤点明捉青蛙，第二天做菜吃。老师没有叫我站、或者坐办公室，也许是没有时间。我玩我的。

　　1963年，上半年本生产队请来了八十来岁的学宗溪大队湾里生产队的张山鸿老师70多岁，到我生产队当老师，我一个人读八册，他不会教数学，就用新编增广贤文代替数学。一个老师，教1、2、3、4、年级，符星祥读三字经、符星林读新编增广贤文，他老人家叫我上课要穿衣服裤子，热天，我在上课的时候一丝不挂的坐在教室里上课，我说；你不戴帽子，我们学生就不穿衣服，你不穿衣服（天气热，他没有穿衣服）我们就不穿裤子。说着他就一只手拿米打尺要我把手伸出去打我的手板，我早跑到哪里去了，他也没有叫我坐、站办公室。反正他把我没办法。

　　自我1963年　下半年到筒车坪公社谢家坪完小读五年一期后，到1965年上半年六年级快毕业了，我坐够了办公室，不知道多少故事我数不清，也讲不完，就10多年前，我的班主任戴安明老师到我家喝酒我问他，我小时候读书那么调皮，搞得办公室都不要我站，叫我坐办公室把我搞老火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把喊广播体操的哨子给我叫我喊广播体操？戴老师说；你小时候读书太厌了，我们发现你怕坐办公室，可偏偏叫你坐办公室，这样才算你厌得好一些。老师对小孩与大人对自己的小孩一样，长大后有没有出息小时候看得出来。那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教的学生有出息啊。我读到六年二期，快高小毕业了，才加入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自后，老师不要我坐办公室，也不要我站办公室。因为我报考的沅陵一中，我没有考起，自己也伤了元气，觉得没考起一中，脸上无光，也不调皮了，读了农业中学，感觉低人一等，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是筒车坪第一批7个共青团员的红卫兵。我被推荐为到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代表，还是我们筒车坪公社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风风雨雨、风风火火的历史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昔日的黑发青年，在52岁的那年，领导安排我到法院坐办公室，因为在1983年严打时候，我在刑事审判庭上班搞内勤，管理法院公章，带管理法院档案，并负责法院判决文书布告法律文书纸张的购买校对。我知道法院公章管理的难度。2003年4月，当年的陈黎明院长找我谈话两次，他说这是代表国家管理公章，就是我来盖章，也由你审查，不能盖就不盖。他这样一说，我就答应了这门工作。陈院长回中级法院了，赵月欣院长来了，我要求换一下工作，赵院长说；你老同志搞得很好。一坐到退休，退休又返聘，而今坐办公室、是上传下达、收收发发、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传真电话、机要绝密、公章管理，上班时间只有先到，下班时间到了再下班，有时候，休息了还要来盖章，因为有时候拘捕人要盖章。请假要人带，上厕所有人喊要盖几个章，法院工作，离不开各式各样的法律文书，什么样的案件由谁审查签发，内部有严格的权限规定，法院的工章，就是国家形象。好多次一个上午小便都没时间拉，这就是我坐办公室的命。

　　但是，我老来坐办公室，是领导的信任、领导的放心。感谢领导、同志们给我这个飞落的雁，掉队的兵发挥余热的一个平台，做到了准确及时无误，我们办公室工作年年是先进，今年又考上了两个乡镇领导干部的人才，里面也有我的余热，虽然我头发全白，但我脸上红光满面。我相信、我认定；我是坐办公室的命。